“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九章：卖柴谋生苦，横祸天外来

必读：池氏文化精粹辑要（2019年1月31日收录）

池氏网推荐语：

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1月28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关于全国劳模池幼章的新闻链接：

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九）

九、卖柴谋生苦，横祸天外来

作者：池幼章

1967年暑假我被“滚”出了学校，弄得连24元一月的工资也没有着落了。当时已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生活无着，怎么办呢？总得挣点钱来糊口，这期间先后养过兔子，养过奶羊，又养过奶牛，可收入均不足以糊住四人之口，生活实在窘迫。

偶而听一位邻居也是我的学生家长说，还是卖柴好，一车柴从长潭大坝头拉到城里，卖掉后可赚8-10元。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太好了，卖三车柴之所得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于是在1967年夏季，买来了一辆手拉车，决心去长潭拉柴来卖。第一次，半夜两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动身，拉着空车走五十里路到长潭大坝头，已是日上三竿了。当时才十四五岁的小舅子一路陪我，累得他够受的。长潭大坝脚下有个柴木市场，还设有管理站，卖柴也是有人管的。我头一次买得一车柴爿（劈柴），拉回到城里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卖给谁呢？一想我班学生文娱委员朱冬香的父亲在当豆腐社书记，豆腐社是一年到头烧柴爿的，就找到朱冬香，拜托她去和她的父亲说个情。冬香很快就回了话，说她父亲很同情我的处境，很爽快地答应愿意收购我的柴爿，于是把这第一车柴爿拉到豆腐社，朱书记看了说这柴质量不错，全都买下了，还说以后不妨再拉来。这第一次，赚了九元六角钱，又找到了顾主，以后不愁卖不出，真是高兴啊！老天有眼，无绝人之路。到如今我还记得我的学生朱冬香和她的父亲，我是决不会忘记她父女俩患难中相助的恩情的。

我先后给豆腐社拉过十来车柴爿，挣了百把元钱，我也舒了一口气。后来朱书记又推荐我到十里铺砖窑厂去接洽，该厂负责人是他的好朋友，那边说他们需要松毛（带松针的松树枝），烧窑用的。于是我就柴爿、松毛交换着拉，既卖柴爿又卖松毛，两天一次长潭往返，很少间断。我的三个老婆舅都帮我拉过柴，偶而学生也来帮忙。我妻子说她要把两个孩子交给她母亲带，她也跟我一起上山拉柴去。我坚决不答应，都是因为我才害得家里这么苦，怎能让你们一起受此大苦大累？男子汉大丈夫一切苦难都应自己一人承担，绝不能再累及家人。当时城关谣传说我拉柴都是学生帮我拉的，我坐在车上讲故事，学生出苦力拉车，其实学生们出于对我的同情，帮我拉一两次是有的，怎么可能每次都帮我拉呢？这种误传，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拉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天清晨两点钟起来，先把车子架好，停在门口的街边，再去间里吃早饭。有一天吃早饭时，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道：“空车停在街上，可不要被人偷去吧？”不幸的是吃好饭去看，果然没有了。车架、轮胎都是新的，用了不到半年，这一下把半年所赚的辛苦钱都泡汤了，好不心痛，闷闷不乐了好几日。一则不甘心，二则也没有其他的路，只好咬紧牙关再买辆新车，重整旗鼓，再接再厉，有的是一身力气，总得想法填饱四张嘴啊！

卖柴朋友好多是“黑六类”及其子女，他们不可能找到工作，没有出路，只得卖苦力。当然其中也有贫下中农，但脸上没有“金印”，胸前没有“心号”，柴车上不插“认旗”，拉柴路上大家都是难兄难弟，没有阶级之分，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江湖义气十足。大概因我识字会算，能说会道，处事公正，仗义执言，柴场上买卖双方都信我得过，常要等我到场说一个公道价，大家才放心。我也如鱼得水，与哥儿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精神上十分愉快，正是“七讨饭，八教书”，只要脱得下“长袍壳”，还愁不能凭劳力吃饭吗？何况卖柴的收入还比教书要多得多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正在自得其乐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差点把老命报销了！事情是这样的：从长潭大坝到北洋的路上，有一条封家岭，据说还有个生动的民间故事，把它叫做分嫁岭。这条岭极陡，是我们拉柴人的克星，上岭时使尽“吃奶力”，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下岭时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要把车把手翘起来，车架的后档紧贴路面，慢慢地一点一点徐徐拖下来，还必须穿草鞋才不会打滑。这简直是一手绝活，不是任何人都敢学，也不是任何人都学得会的。这一天，不知怎么的车速太快，我再也控制不住，眼看到要冲到山坑里去了，我连忙放掉把手逃到路中央，万幸捡回了一条命。我的车子却一下子掉入深坑，一车松毛满天飞舞。正在惊魂未定时，过往的拉车朋友见状都停下车子围了过来，有的安慰我，祝我有惊无险，保住了老命，正是万幸；有的爬下坑去，抬车的抬车，拾柴的拾柴。这种深情真令人感动得掉泪，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正是“最卑贱者最纯真”，“阶级”友爱情深似海！

虽然车架已跌得七角八翘了，所幸轮胎无损，大家帮我放好车子装好柴，我也缓过气来，谢过众人后，还是要重新上路。为生计所迫，我只得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活下去是要勇气的啊！在逆境中挣扎，养成了我永不言败，顽强拼搏的精神，这在我的后半生中受益无穷。

凡事总要动脑子，我在卖柴的比较中发现卖柴爿要比卖松毛赚得多，卖白炭又要比卖柴爿利润高。还知道白炭要到大坝头买，要买燥的，刚出窑的，即使顾工送到买家，赚头还是很好的。又经多方打听，得知温岭新河有一家碾米厂，用的机器是烧白炭的，需要量还很大，我一定要去试一试。于是雇了只内河船，装了一船白炭，走南官河水路送到新河碾米厂，他们果然大量收购。这第一趟生意，赚了五百元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当时能买五间平屋。这一桶金使我初尝市场经济的甜头，觉得写小说、教书都远不如经商。在这极左路线横行的天下，写小说是死路一条，教书又太穷，还要受歧视受压制，事事吃亏，再夹紧尾巴做人结果还是滚蛋。何不乘此文化革命大混乱之机，靠做生意挣点钱？一年如能卖掉十船白炭，就赚五千元钱，那时的五千元比今天五亿还好用。于是大做发财梦。

我这一生不知为什么，总是在日子刚过得有点舒心的时候，就会有横祸飞来，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不觉中大祸又临头了。

1969年夏天，一天下午，我从街上理发回来，在西门头裁缝店里和人闲谈，正谈得高兴时，店主人进来了，见到我好像吃了一惊，说：“啊呀，池老师，你还坐在我这里这么消闲，不得了啦！我刚经过你家门口，你家被警卫营包围了，好像要抄家抓你呐！”这太意外了，我随口问：“真的？”“那个骗你，这种事也是开玩笑的？”我想：警卫营为什么要抓我？我又没犯法。逃吗？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家里怎么办？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以后抓住还要吃生活。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顶多大不了是卖柴，搞资本主义，要割我的尾巴。心思一定，怕什么？走，自首投案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于是只身坦然去警卫营投案。

所谓警卫营是黄岩县革命委员会的下属武装，但其中又有公安，也弄不清是怎么会事。我一投案，照例是询问、做笔录，意外的是马上给我戴上手铐，关进禁闭室。看起来我是重犯、要犯。这禁闭室很小，地上只有一张草席，墙上只有脸盆那么大的一个园窗，室内又臭又黑。我1957年被捕坐牢还没有尝过手铐的滋味，这次倒尝到了。我从窗口看到邻居陶发贵，他是警卫营里的排长，正和菊芬家的邻居在讲话，我就叫他们，悄悄地问为什么要抓我？他们在窗口悄悄地对我说：“我们也不知道，要去打听打听。”后来他俩给我拿来两条长凳，一张床板，搭了张床，又送来一条毯子，总算让我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想：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关我？还戴上手铐，我犯了什么重罪？莫明其妙，怎么说关就关，说铐就铐？

突然间想到最近从中央到地方不是正在掀起一个侦破全国四大案件的高潮吗？这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抓的头号要案。通告上说有人写匿名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及江青、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提供侦查对像为30岁左右，读过农校，文章写得不错的，啊呀不好，我条条对得上，莫非怀疑到我头上，把我当作侦查对象了？真是笑话，我没写过，怕他什么？难道又要强迫我承认吗？这是人命关天的，不能当儿戏。

从第二天开始，白天打开手铐，给我纸笔，叫我写交代，晚上铐起来，大概怕我逃走，看管得比在牢里还要严。我自己清楚，绝对没有干过什么犯法的事，只有卖柴，充其量能扣上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就交代自己为什么要卖柴、怎么卖的、卖过几次、卖了多少等等。第二日还是叫我写交代，一连七天，天天如此，真令人莫明其妙。我只得天天写卖柴，翻来覆去地写卖柴，帽子越扣越多，越扣越大，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无限上纲，上得越高，说明认识越深刻，交代越彻底，最后也许能落个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的结果。我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妄想发家致富，复僻资本主义，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等等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的“罪名”都扣在自己头上，但还是要我写交代，难道还不够深刻？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第八天，陶发贵小心翼翼偷偷地来告诉我：打听清楚了，就是为四大案件的事，你是条条都对得上，他们都说就是你干的。这是天字第一号重罪，要杀头、枪毙的。我得到这个消息，反而觉得解脱了，精神上轻松了许多，我绝对没干过，怕什么？突然悟到天天写交代无非是要我的笔迹，笔迹对不上，所以要写了又写。于是再叫我写交代的时候，我就写《桃花源记》、《归去来辞》、《马说》、《陋室铭》等等，凡是背得出的古文，一篇一篇默写出来，坦然以对，倒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有一天，突然想到如果他们严刑逼供，我如圣母军案似的屈打成招，又怎么办？这么不明不白地送掉老命，真心有不甘。当时这种结果不是没有可能的，于是悲从中来，只得高呤《天问》以泄愤。

后来，菊芬天天送猪肉、啤酒来给我吃，每次送来时都哭得非常伤心，我劝她说：“你放心，没事的。”她却哭得更惨，我心觉有异，她一定听到什么了。

有一天她把仅有五岁的大儿子宁平带来，在窗口看我，宁平声声哭喊爸爸。我平日从无悲感，见到儿子却一下子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涕泪纵横。儿子的一声声呼唤都令我撕肝裂胆，这情景正如死囚诀别，惨不可言。这一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受到惨重的伤害，以至以后他总是郁郁不乐，沉默寡言，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性格变得非常内向。直至如今，我仍十分内疚，是我害他的，是爸爸的悲惨遭遇害他的！这可悲可恨的世道！

这些事令我百思不解，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陶发贵大概以为此案必定是我所作，在劫难逃，必死无疑，出于邻居的多年情谊，他要最后尽一点道义之责，所以特意安排菊芬送“最后的晚餐”，叫儿子来与我诀别。也真难为他了，世上还是好心人多。

慈溪的牢狱条件之差，不把犯人当人，已被我们咀咒为“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谁知这里的条件之差有过之，手段之残酷无不及，在慈溪还没有上手铐，这里是夜夜手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武化”，专政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了。

我在这黑暗的地狱里煎熬了两个月，随时都有被拉出去见孙中山的可能，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又耽误了卖柴，没有收入不知家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料有一天，办案的公安人员突然来除去了我的手铐，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这时没有高兴，只有愤怒，质问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样不明不白地说关就关，关够了又不明不白地放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

公安人员笑而不答，见我闹着不走，最后才说：“吵什么吵！关是革命的需要，放也是革命的需要，能活着出去是天字第一号的幸运了，还问什么问？没有事了，走吧，快点走吧！”终于被他半推半拉地出了警卫营。

后来才知道所谓全国最大的“四大案件”侦破了，罪犯抓住了，枪毙了，所以我也没有事了。这家伙三十三岁，读过农校，当编辑也不知是当编剧的，我真倒霉，偏偏这几条都对得上，枉受了两个月的折磨，害得全家吓得死去活来。

要抓就抓，要铐就铐，要关就关，要放就放，人身还有自由，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吗？人道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谁来承担责任？谁来赔偿损失？一句“历史的责任”就能抹平一切，掩盖一切了吗？没有冤死，拣回了一条命，算是万幸的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又能向谁说呢？算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浪花，我个人历史上的一个大漩涡吧！

正是闭门家里坐，横祸天外来！

精彩连载，敬请期待下一章

---

精彩由您续写：

请关注“池氏网公众号”：ID：chiszqw

微信热线：hackchi；263656393

邮箱：[e-mail]；[e-mail]

池氏网公益法律援助律师：池春燕WX：xuyuanchiw